追寻先辈足迹，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太行精神。黎城县西村——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老院长何穆曾经工作过、战斗过的地方，这里厚重的历史时刻提醒着和平医护人牢记“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太行老区人民服务”的初心与使命。日前，一篇题为《奶生》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中被广泛转载，追寻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红色历史的故事也由此展开。

1《奶生》记载一段红色记忆

“八路军三八五旅的野战医院——和平医院分部，设在黎城西村。当时，西村的百姓宁愿自己挨饿，也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满足八路军伤病员的需求。遇到敌人扫荡，八路军伤病员就分头隐蔽在各家各户，受到西村老百姓的保护！”当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宣传科韩晓晶第一次在微信美篇中读到这段文字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与震撼，“野战医院、和平医院分部、黎城西村”，那段几近尘封的历史再次浮现在世人面前。

这段文字出自《奶生》，根据作者游晓光在文中介绍的情况，韩晓晶踏上了长治和平医院红色寻踪之旅。几番辗转，两人终于在陕西省西安市见面，在阅览了韩晓晶带来的《不平凡的岁月》一书后，游晓光的思绪也被带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

“虽然早已离开西村，但是那里有我割舍不断的情感，不仅是因为我出生在那里，更因为我的父母曾经在那里战斗过、生活过。”游晓光说：“1944年6月6日的一声惊雷，震撼了世界，美国和英国的反法西斯力量在法国诺曼底半岛登陆成功。这个伟大的转折敲响了法西斯由强势走向灭亡的丧钟。也就是在这一天凌晨四点，我在黎城县西村出生了。我父亲——时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卫生处长的游德顺，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转折，特地为我取名晓光——东方破晓，光芒万丈！”

“听父母说，我出生那年恰逢大旱之年，侵略者扫荡，一个八路军战士，一个月定量只有七斤半带皮的原粮，身为八路军的母亲王菊珍也不例外。但是，后来母亲没有奶水，以致难以养活我，抗日名将陈锡联得知此事皱起眉头，随后说道：‘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这个月给菊珍同志增加七斤半小米’”。回忆起那段往事，游晓光万分感慨。

“我稍微大一点儿，父母既要参加战斗，还要在医院救治伤病员，所以只能将我托给老乡抚养。我先是在奶娘程妈妈（延麦英）家生活，后来每当奶娘奶水不足时，村中正在奶孩子的女子就主动从奶娘手中抱过我，一位一位接力给我喂奶。时间长了，她们对我都产生了母爱之情，也不知是哪一位妈妈提议，给我起了奶名——奶生。”游晓光说：“可以说是百家之恩养育了我，而父亲也能更安心地同敌人战斗。他带着队伍一起努力，不仅让伤病指战员痊愈，也让旅卫生材料厂（现在国家大型制药企业、原北京制药厂、现双鹤制药集团前身）得以发展壮大，而且他所管辖的八路军和平医院分院也不断地壮大。同时，母亲也在和平医院进步飞快，由一个普通看护，迅速成长为一名熟练的司药。”

2耄耋老人讲述医者艰苦抗战

根据游晓光教授的回忆，西村与和平医院渊源已久，韩晓晶探寻那段历史的兴致更浓。韩晓晶说：“这可能是和平医院最早的雏形，所以希望能找到更多当时在西村工作过的人，帮我们回忆那段历史。”带着这一信念，韩晓晶一行踏上了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寻访之旅，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曾在西村从事看护工作的张治华。

虽然已经93岁高龄，但张治华回忆起在西村时的战斗工作经历，依然记忆犹新：“我大概是1943年前后到的129师卫生部三所，那时三所就设立在黎城县西村，在那里工作的日子也是最为艰苦的一段时间。印象里我们每天上班要过一条河，我们住在河这边，伤病员住在对面的卫生部三所里。当时我们叫看护员，相当于现在医院的护士。一群十五六岁的女孩，每天上下班都要趟河，特别是天凉的时候，河水刺骨，很多女孩就出现例假紊乱、肚疼肚胀的情况，以致一些人落下病根，好久之后都调理不过来。”

“每天上班后，我们不仅要照顾伤患，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清洗绷带。那时候缺医少药，就连绷带也是反复清洗使用的。由于绷带上有血、有脓，还有药，所以清洗起来就比较困难。每天上班，我们就抱着替换下来的绷带到河里去，找一块平整的石头，开始捶捣，然后在河里靠流动的水冲洗干净。绷带拿回来后，我们还要用锅蒸一蒸，达到消毒的目的，最后晾晒好后再给战士们使用。”张治华说：“洗绷带这个工作不仅繁重，甚至还存在一定的危险。那时候条件艰苦，我们很多人手上都有冻伤裂痕，清洗绷带时常会有人受到感染。”

工作重、压力大，但是医护人员的原则却始终没有丢。张治华说：“那时候伤病员吃得要好一点，而我们必须要靠自己劳动换吃的。有的时候，我们会给村里纺棉花来换取钱粮，或者有时候老百姓去磨粮食，我们就去给人家帮忙，最后老乡就会把剩下的麸子给我们。把麸子拿回来后，负责做饭的同志就会把麸子和野菜搅拌起来，做成饼子，我们每顿基本都是一碗野菜汤，一个饼子。那时条件真的太苦了，我们时常感觉都饿得很，可即便如此也不敢随便吃老百姓的一口饭，那时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对我们铁的要求。”

“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很多，我们那个时候连所长的办公室都是一间小房子，摆个又小又破的桌子就要给人看病工作呢。像我们医护人员，都是男生一个家，女生一个家，就在老百姓家的屋子里住。一张大炕上铺上点干草，女同志两个人一组，铺一条被子，盖一条被子。可能就是那种艰苦的条件，让我们更加坚韧、团结，从来没有听谁抱怨过，大家只想着救死扶伤，把抗战坚持到底。”

张治华依稀记得：“具体是啥时候我记不清了，我是在河北邢台晋冀鲁豫白求恩和平医院参观时与何穆院长见过面。当时咱是个小护士，并没有过多接触，但印象中他是个特别和善的人。”

3小型X光机是医院“传家宝”

据当时任和平医院检验科主任、何穆同志的夫人姚冷子回忆：1945年9月，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中央派医务人员开辟发展晋冀鲁豫军区的医疗卫生工作。于是，何穆和姚冷子、侯明、常宗礼、何智泉、陈志英等6位同志接受任务离开了延安。

据姚冷子回忆：当时，他们翻山越岭，晓行夜宿，两匹马和一头骡子、一头毛驴驮着小型X光机和其他简单的医疗器械和行李，还有他们不满两岁的女儿。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冲破层层封锁线，到达了晋冀鲁豫军区总部。

太行山区条件十分艰苦，医院就是在几个破旧兵营的基础上建成的。在军区钱部长的支持下，前线缴获的物品大都给了医院。何穆同志深知这些物品来之不易，就精打细算，节约每一寸布、每一块砖。

何穆亲自订出工作服和病人的床单、被褥的尺寸和用料，甚至亲手做出样子再交给裁缝。对于盖房的用料也绝不浪费一点。经过短时间的紧张工作，1946年春，晋冀鲁豫军区预备医院成立，并开始接收伤员。几个月后，医院迁至河北邢台，军区首长又从各部门调来一些人员，共80多人，于1946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47年，白求恩医院暂进山区，辗转于河北沙河县安河村、武安县西井村等地。每每搬迁，何穆都仔细部署、安排，对每一件医疗器械都视为珍宝。他常说：“这些东西来之不易，绝不能损坏、丢失。”

1948年春，华北全境解放，刘邓大军准备南下挺进大别山，医院也准备随迁。太行老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做出过重大贡献，又缺医少药，请求中央将医院留下。经中央同意后，只抽调了少部分医护人员随军南下，医院由河北又迁回长治。

“1948年年底，长治和平医院正式成立了X光室，当时我被安排到X光室工作。当时X光室只有一台50毫安X光机，还有一个是何穆院长带来的小皮箱。在工作中，院长亲自管理X光室，亲自操作、授课、为病人透视看病。1949年，太原解放以后，何穆院长受命带领部分医务骨干去太原接收各个医疗机构，随后又担任了山西省第一任卫生厅厅长。临行前，何穆院长把那个小皮箱交给我，并深情地说：‘我要走了，这个小皮箱里装的是一台小型X光机，送给你留作纪念吧！希望你认真学习，努力钻研放射诊断技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位领导、一位革命前辈对我的信任、教诲及鼓励，更是对我的期盼和鞭策。”每每看到和平医院的这台X光机，何穆曾经的同事陈鹤祥总会想起那段过往。

“我们要学习何穆同志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而不谋取私利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勤奋工作，拼搏进取，艰苦奋斗的坚强毅力；学习他襟怀坦白，诚恳待人，诲人不倦的高尚风格；学习他公私分明，廉洁自律，两袖清风的高贵品质。这也是我们和平人不懈追寻红色足迹的原因。”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尚进平这样说。

 

 

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如有需要请联系删除。